【摘要】在“美育代宗教”的语境下，曲艺作为当代社会美育的重要力量构成，我们必须要思考其与宗教的关系，类比二者的本体存在、生存状态、组织形式、社会角色，从“曲艺代宗教”的特殊角度去尝试推敲，进一步开掘和明确曲艺的社会价值，使之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。

　　【关键词】美育;宗教;曲艺;传统文化

　　艺术教育是美育活动中的绝对力量，艺术存在的本身也承担着相当大的社会功能。世界上诸多艺术形式，都生发于宗教并承载着许多宗教功能，它们始终都跟宗教有着莫大的联系。中国的许多曲艺艺术，也不例外，从很多方面来讲，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宗教性。

　　1.曲艺中“宗教”的普遍性阐释

　　“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道走中央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”这首定场诗世人都很熟悉，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：首先，第一句就给“说书唱戏”下了个定义——是劝人向善的济世良方;而后一句，便是教人中正、坦荡，这时候艺术的作用和目的相统一的;第三句索性直接引入了宗教的“因果”说警示世人——报应不爽，一切行为都是有后果的，不可为恶;最后感怀世间，讲人间正道，余味无穷。有心分析的话，是足能够品味出其中的宗教意味的。

　　诚然，一些艺术具有宗教性，也并非因为他们本身与宗教有着些什么实在的历史渊源，而是艺术本身就是向着“真善美”生长的，具有教化人心的作用。这也是艺术区别非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。中国的传统曲艺，如果说都跟宗教是“一体同源”，未免显得以偏概全，但说某一些曲艺曲种是这样，却也是准确实在的。例如，各地的各种道情，这无疑都是从道教的教义宣讲形式中演化出来的;宝卷、宣卷，基本上还在讲着佛经故事，甚至很多就是在直接念经;太和清音，现在都仍然敲着木鱼在台上演唱;澧水大鼓，又名鼓盆歌，最主要的演出阵地仍然是“灵堂”，在做“白事道场”的晚上，替主家“劝亡”;二人转的“神调”，是东北“出马仙”的“帮兵诀”，不仅二人转演员在台上唱，农村跳大神的萨满们，唱得更有滋味儿;山东快书与道教的渊源很深，现在一些快书门的老师收徒，都还依然沿用着全真教龙门派的字辈……由此可见，中国传统曲艺跟宗教结合之紧密，非同一般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进步，人民群众对宗教的依赖程度降低，曲艺也逐渐的与宗教慢慢的剥离，这个过程是逐渐发展演变的，但也不是一定整齐划一。从关联程度上来讲，大致也是经历了“是宗教”、“承载宗教”、“代宗教”、“有宗教性”的过程。有的曲艺形式已经走出了宗教，是纯粹的艺术存在了。有的曲艺似乎也还在教内，虽然有着艺术欣赏价值，但主要作用仍是为宗教选服务。

　　2.“美育代宗教”可行性阐释

　　说到“代宗教”，主要是指为宗教代言，或者在某些地区，代行了类似与宗教的功能，例如“高台教化”、“导人向善”、“心灵安抚”等。从古到今，艺术仿佛都是有这些功能的，只是随着时代的进步，他们发挥作用的社会占比有所减少。而论及“代宗教”，我们听闻更多的可能还是蔡元培先生所阐述的“以美育代宗教”。

　　王国维1906年认为应该用美术代宗教，蔡元培1916年也提出用美术代宗教，然而在1917年就改为美育代宗教论。这里美术和美育只是翻译不一样而已，前者是王国维从日语里翻译过来的，后者是蔡元培从德语里翻译过来的，当时的意义近似，如今差异较大。1901年，蔡元培在《哲学总论》中阐述说，美育主要是关乎情感的教育。同时他也论述了情感与宗教的关系：“若夫情感的宗教学，则有象哲学中之应用学而已。何者?情感之神，有意志、有思想、有情感……必属于有象哲学明矣。”美育是跟情感高度关联的，而情感教育的重要载体是宗教。由此推论，美育的社会作用，实则与宗教是高度契合和一致的。所以蔡元培先生提出的“美育代宗教”，在社会教育层面上而言，是有可行性的。美育的重要手段，就是艺术教育，曲艺作为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门，曾经也是承担了很多社会教育功能的。教化愚氓、导人向善，这都是从曲艺诞生到如今以来，都默默承担着的社会责任。

　　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，宗教的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被日趋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所代替。而宗教在曲艺中的存在成分占比，也是急剧下降，诸多的艺术形式，跟宗教的挂钩程度越来越弱，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曲艺形式，已经是完全与宗教脱离了。但是从社会作用而言，他们也同样是发挥着“类宗教”的作用，甚至是某些偏远地区，还是具有“代宗教”的作用。老百姓依然信“说书先生”的话，因此，在这些曲艺存在的生态里，他们仍然具有很强的“宗教性”。

　　消极的社会作用，在这里不做深入强调。曲艺为了发展进步，也不会去主动学习负面的东西。那宗教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呢?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吴乃华在《和谐文化与宗教的社会作用》中说：“它以‘和谐’与‘爱’的理想和情感来解释世界，抚慰受伤的心灵，劝人为善，感化和规范世俗的人生，维护社会稳定。”整理起来，他表示有五种作用：解释世界、心灵慰藉、道德教化、人文关怀和维护社会稳定。对比之下，曲艺作为美育领域里文化育人成绩突出的艺术形式之一，有没有这样的功用呢?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

　　就“解释世界”而言，宗教眼里的世界，可能跟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并不一致，与主流价值观不太符合，但是后四种社会功能，仍然是存在的。从“心灵慰藉”和“人文关怀”上来讲，曲艺是功能具足的。基督耶稣说：“你来，我必在;你若倾诉，我必倾听。”这种精神上的“不离不弃”，是会让人心觉得温暖的。所以，宗教在心理疾病的疗愈方面，颇有些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不管多严重的抑郁症，只要这个人是真正有信仰的，不管信仰哪个宗教，他都是会熬住，绝对不会自杀的，因为他的信仰不允许他这样做。这是兜底的层面，在佛家《大智度论》里还有一句话，我觉得可能作为曲艺当代价值的最好呈现：“与乐曰慈，拔苦曰悲。”给人以欢乐，让人忘却烦恼，解脱苦难的束缚，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功德啊。但曲艺实实在在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。当然，把“与乐”和“拔苦”扩大了来讲，就甚至能包含曲艺所有的宗教性功能了。因此，中国的传统曲艺，是应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的。别说“以美育代宗教”，就是“以曲艺代宗教”，也是有很多合理性的。我们可以分几点来理解。

　　3.曲艺代宗教的合理性阐释

　　先说“与乐曰慈”。

　　佛教对“慈”的理解，是要“与乐”和“施无畏”的，当然，别的宗教也是这样提倡的，只是说法不一样。曲艺在“与乐”上，优势明显。曲艺自产生以来，最大的社会利用价值，就是用来“找乐”，它是作为人们的“欢喜虫”存在的，说不好听一点，是作为“玩意儿”来存在的。曲艺中有很多以“笑”为主的曲种，如相声、双簧、滑稽戏等。更多的曲艺是以美贯通，逗在其中，如二人转、评书、评弹等。

　　当然，让人乐并不容易，让人健康地乐、好好地乐，更难。纯粹的“找乐子”只管一味的开心，这不能够完全体现“慈”字的内涵要求。这里的“慈”，必然得是符合宗教价值观念的“慈”，也就必须是符合某些基本的道德规范的“慈”。这种价值观念决定了此“乐”必不是那些“廉价的笑声”。这一点跟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理念一致了：“不让廉价的笑声、无底线的娱乐、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。”这里的“乐”，一定是向着“真善美”出发，背向“假丑恶”的。所以，曲艺作家、曲艺演员，要以此作为行为准则，杜绝“三俗”和恶趣味，坚持正确的文艺导向。有所“乐”，有所“不乐”，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

　　反过来看，为什么以前旧社会的艺人被人看不起，让人觉得下流、低贱，这跟我们艺人的自己的生活观念、艺术理念有关系。我们自己愿意做先生，就按照这个要求去做，所行必然也就是先生的言行。我们愿意污言秽语，用黄段子找演出效果，把我们呈现出来的形象状态，也必然是不佳的。所以，曲艺演员应该有一点儿自己的艺术信仰，这个信仰，不是要信仰神，而是要有自己作艺的最高理念。有信仰，自然才会有目标，有准则，有行为规范，才是真的有底线。我们的职业道德和行业底线，也就留住了。“与乐曰慈”，让我们从“自性”里找到“自信”，从根源上找到我们从事曲艺行业的尊严和信心。

　　再者说“拔苦曰悲”。

　　“拔苦”，可以理解为“解除烦恼”、“走出困境”、“战胜苦难”。好的文艺作品，实有力量的。它能够让我们忘却烦恼、甚至是跳出苦痛，获得战胜困难、走出困境的能量。例如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和《国际歌》，在它产生的那个时代，他们自己带的力量是澎湃的，摧枯拉朽。直到如今，我们也能感受到。他们催人奋进，让人获得战胜困难、邪恶的勇气和力量。大同数来宝《工钱》，讲述了一群农民工年底讨薪的故事，作品里，我们能够看到正能量，能够寻找到生活的信心，能够获得真善美的享受，能让人获得憧憬和感动。不知道多少农民工看完之后热泪盈眶，人们是可以通过这个曲艺作品，找到支撑生活的力量的。那些大灾大难时刻，挺身而出的作家和演员们，他们创作和表演的诸多文艺作品，也是直指人心。1963年大水漫天津，《抗洪凯歌》给了人们多少鼓励;2008年的冰灾和地震，相声《冰雪大巴》、《看看人家》，让人笑中带泪;2019年底疫情肆虐，全国的艺术家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特别是最早一批做“科普作品”的曲艺演员，赶上了“宣传就是生产力”的档口，他们的作品很及时，某种意义上而言，也算是直接在救人了。“文艺抗疫”，也是典型的“拔苦曰悲”。

　　总体而言，好的曲艺，就应该是“大慈大悲”，这也就必然符合宗教的一些精神倡导了。曲艺有宗教的部分作用，社会影响良好。所以，说“以美育代宗教”甚至“以曲艺代宗教”，都是有一定说法的。诚然，要让曲艺去“代宗教”，全国人民唱快板儿说相声唱大鼓，那也荒诞。但说曲艺具有宗教性，能有宗教的很多良性功能，应是无妨。既然曲艺积极的“宗教性”比较明确，那我们就可以利用好这一点，来发展好曲艺，发挥好其积极作用，做到曲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双赢互利。

　　4.“曲艺代宗教”的效用性阐释

　　首先，就曲艺家而言。

　　曲艺作家和演员应该深化“与乐曰慈，拔苦曰悲”的理想信念，积极利用曲艺这种良好的“宗教性”“加持”自身，全身心投入到文艺事业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做有责任有担当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。我们应该分享自己的青春和力量，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，去采风、去创作、去表演，俯身下去，将双脚踩在泥土上，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，最终才能“以无我之境成就大我”，见众生，见天地。这些是并行不悖的，在成就一切的时候，一切也都是成就自己的资粮。

　　真正的人民艺术家，无不是将自己的身心都奉献给了祖国的文艺事业的。正如佛家《楞严经》中讲的一样：“将此身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。”我们试想，如果我们的曲艺工作者，我们的文艺工作者，都秉持着这个精神，我们的文艺事业，将是如何美好的一幅光景啊。我们应与时俱进，紧跟时代步伐，唱响时代主旋律，弘扬时代精神。我们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发展人民文艺。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、民族观、国家观、文化观，增强人民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。此处，我们依然要有“宗教性”的意识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深耕中华民族组精神谱系，以作品为经典，以身心为“法器”，“弘宗阐教”，“信道传道”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培根铸魂，贡献力量。

　　就曲艺作品而言，曲艺家应该围绕信仰，创作优秀的曲艺作品，弘扬正确的信仰和价值观。打造属于时代主流价值的“菩萨”和“神仙”。例如，我们歌颂“雷锋精神”，用曲艺作品积极传播雷锋的先进事迹，让全国人民知道雷锋精神、学习雷锋精神，人民也都“信道行道”，那全国必然是风清气正，到处都是活雷锋。有些东西，我们确实只能相信才能看见。新时代的曲艺工作者，要做真善美的信道人，积极传播真善美，引导社会良性发展。

　　除了以上的两点，还有一些宗教的“善巧方便”，我们曲艺工作者一定要学习和领会的。从宗教的发生和传播来看，他们“不滞于物”、“不着于相”，“相机说法”的理念，至今都具有传播上的先进性。用生活一点的话来讲，就是抓住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手段，去播撒理念。以佛教为例，其所谓的“八万四千法门”，“三千威仪八万细”行，宗门林立，无非都是“相机说法”而已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看什么病就吃什么药，菩萨无相，更无定相。就是很多曲艺，也都是他们传播经教的“方便法门”之一。例如“俗讲”、“宣卷”，都是因为宗教传播的需要而产生的的。效果为宗，那宣讲的手段就需要更高明，对老百姓才更有吸引力。基于此，我们新时代的曲艺工作者，就一定要“相机说法”，“千手千眼”。即便众口难调，也要不断创作，以求“方便接引”、“慈悲引渡”，不然，没有足够的办法，是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。

　　如果基于佛家的“空相”理论，其实很多曲艺界的争端都可以被化解。例如，当今曲艺界创作的长篇作品少，短篇作品居多;慢节奏的作品少，快节奏的作品多。最后，有的曲艺家拿出了长篇的、慢节奏的作品，市场和群众就不接受了。于是这批人可能就不干了，说人民浮躁，社会浮躁。试问，如果厨师做的菜，食客不喜欢，我们是需要让厨师反思还是食客反思?即便厨师知道吃什么养的东西，吃什么是对食客身体有好处的，但是，也得有对的方法。同理可知，“煎炒烹炸”、“川鲁京粤”，无非也都是为了满足人们差异性的胃口需求。这些，也都是我们需要有的“善巧方便”。至于评书是“评”要多一点好还是“书”要多一点高，这样的争端，也就迎刃而解了。“把点开活”，“无常才是真常”，只有“变”才是“永恒不变”的铁律。

　　总之，如果我们把美育当做宗教去思考，我们可以获得很多不一样的启迪。作为曲艺工作者，如果我们多从宗教的社会作用上去发掘和思考曲艺，也许也能够发现一些新的出路。曲艺的从业者，也真的是需要一点信仰来支撑的，用以确保路是对的，心是真的，作品是美的，立意是善的。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把握住了曲艺的“宗教性”，对曲艺在当代的传播和发展，终究是大有裨益。

　　【作者简介】

　　杜凯(1989.5—)，男，四川绵阳人，kaiyun中国官方网站辅导员，红星曲艺传承社相声快板演员;研究方向：文化育人，戏剧、影视、曲艺理论及创作。